先秦

董仲舒<援陰陽入儒>

王充[批判董仲舒]

天人觀

1.周初宗教之天

2.儒家孔孟道德之天/天人合德

3.荀子與道家自然之天/天人之分

1.荀子與道家自然之天周初宗教之天「天命靡常,惟德是依」

2.天人感應

標幟出

A.人副天數,人為天地最貴

B.天授天子權威,天命若要維持則天子要行仁政,失仁則天降災異限制天子權威

1.董仲舒天人感應→荀子與道家自然之天/天人之分

2.天人不應

方法論:

駁人副天數以天無口目不類人

駁人為最貴以天不故生五穀食人而萬物自生

駁天人感應以行不感天、天不應行

人性論

告、孟、荀性善或惡

共同點:董仲舒標幟以氣之陰陽論善惡之性,王充雖批判但大體循此,俱有性三等說

關注在性,善從陽出、惡從陰出

1.聖人(純陽無陰)不需王教反要教人、

2.中民(善者顯陽,惡者顯陰)需教、

3.斗筲(純陰無陽)不可教

方法論:關注在才,以才說性,才有高下,孟子關注才高者而謂性善,實際上是才高者陽氣充盈勝過陰氣,故顯善;荀子則相反

1.中人以上<

2.中人

3.中人以下>

=>為韓愈性三品說所本

:性待師教而為善

性待王教而為善

命論: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仍有不斷自我實現的自主意識

 

方法論:用氣為性,性定命成,命有正命、隨命、遭命,隨命可掌握,其餘命出自然,人有遭命如當亂之世賢君亦無可奈何—缺乏自主意識,不合批判精神

秦漢到魏晉經學思想發展上從董仲舒〈天人三策〉結合儒學與政治,援陰陽入儒,促成儒學制度化與宗教化,獨尊結果天人感應深固社會風氣,王充援道入儒以反動,卻始終未能提出系統性的創見全盤消解。

東漢末年清議因激烈的政治抗爭性遭黨錮之禍,清談以溫和的人倫品鑑成為風尚,此為玄學興起與演變第一階段。東漢末至魏,漢代薦舉形成的門閥士族有權有閒,清談時與政治不脫關係但轉而關注「才性」,將人物依才質分門別類以為用人標準,如劉劭《人物志》、鍾會《四本論》,後者說明才性合同者政治上傾向為司馬氏政權所用,離異者為曹氏政權所用。曹操表面上下求賢令,實則以才為尚,確實標誌了玄學發展第一階段面臨亂世名教瓦解,漢代舉孝廉、察方正之尚德價值觀已動搖,自然虛無勢將興起。

第二階段,魏晉之際,關注《易經》、《論語》、《老子》,此時漢既亡,漢代受重視之今文經如董仲舒《公羊春秋》亦漸歿,古文取而代之漸抬頭,師法、家法,官學、私學逐漸混同,嚮為潛流之老學浮上學術檯面蔚然成河。以思想內涵來看,老子論玄,玄之形上思維提供批判天人感應者方法論,保留天人模式但完全抽象化,以自然之天取代道德、宗教之天。有東漢王充之開啟,論玄大師何晏、王弼加上《易》、《老》、《莊》注本的闡揚,號為「新道家」之玄學於是蓬勃興起。何晏、王弼援道入儒在於以道家為體為本、儒家為用為末,融通儒、道而以道為掩飾,廣注諸多儒家精典如《易經》、《論語》,表面上尊孔子為聖,實則注以老子標準,抽換聖之為聖,運用到名教觀亦是使玄學為儒學服務,對儒學的重新認識使此階段未全盤推翻儒家、但以道之說將儒家改頭換面。

第三階段,兩晉時代,關注《老子》、《莊子》,純粹認識道家,以道家自然之說批判儒家名教--董仲舒建構之天人模式被視為名教,於此曾經獨尊之董仲舒儒學系統經歷何晏王弼以學術思想做溫和改革,在阮籍、嵇康以批判名教、身體力行做激烈抗爭下,終於被全盤推翻。

第四階段,南北朝時代,儒道名教與自然之爭既已被道家瓦解,代之則為儒家學者與上位者之儒佛之爭。佛教因玄學興起取得為中國接受之方便法門,儒者便轉而探討輪迴、報應、神滅等議題,主無神之神滅論,與朝廷主有神之神不滅論對蹠。

 

何晏<援道入儒>

王弼[深入何晏]

玄學以無為本

(相同點)

本體論與宇宙論:

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生萬物=>「有」、「無」俱為道之內涵

莊子:道自本自根

何晏:標幟「尚無」,「無」為道之內涵,道為「無」所有,「無」中生「有」,「無」為宇宙之根=>解決王充以例證枝節性地分解董仲舒天人感應之不全,「無」生陰陽

本體論與宇宙論:

道寂然無體,「無」為道之體,「無」生一,一為道之用

方法論:以無為用,強調「忘」(不執著而超越其中)與老子「崇本息末」(無為、尚樸、絕聖棄智)的工夫

聖人有無情論

(相異點)

聖人無情論:接受董仲舒人有貪仁之性,善出於陽,聖人純善無惡,超然物外,故有善性而無喜怒哀樂之情

聖人有情論:接受王充充盈論,聖人神明沖和,有充盈智慧與修養功夫,故有善性亦有喜怒哀樂之情,但不累於物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類似莊子「心齋」、「坐忘」,「虛者,心齋也」,心齋是獲逍遙法門,而獲心齋法門為坐忘:「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物我兩忘」才能擺脫物累與存在的焦慮、悲哀而得大解脫。莊子使用寓言、重言、卮言的語言策略,目的亦不過是說明得「道」忘「言」。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類似佛家的中道第一義諦不可言詮,但為了度化眾生不得已使用語言(「假名」)。能與佛、道呼應,玄學進而可在研究《易經》時擺脫漢以來「象數易」的方法論,開出形上思維的「義理易」。

運用孟荀比較來看,董仲舒、何晏思想較屬於先驗論,王充、王弼則較屬於經驗論,是日常可觀察檢證的,故較具說服力。且王充、王弼著重方法論的開展,提供知識辯證與身體力行的進程,使後人援引實踐有所本,成功地承先(董仲舒、何晏)啟後(阮籍、嵇康)。

 

阮籍與嵇康在玄學「老、莊」而至「莊」的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談玄論理言簡意賅的老學反對名教的觀念落實至生活、社會,莊學是關鍵,阮、嵇關注莊子生動豐富的語言論述,具體行之,自然與名教至此便不只是觀念之辯、更是生命目標之辯,阮籍放蕩、嵇康曠達,怪誕言行背後實有意識形態支持,阮籍胸中壘塊、激情只能借酒澆之,嵇康恬淡自適、卻與現實不容廣陵散矣。

針對名教之辯,阮籍〈大人先生傳〉以大人先生象徵道家,域中君子象徵儒家,「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呼應老子「法令滋張,盜賊多有」--禮法為殘害天下之術,透過象徵自然之大人先生與象徵名教之域中君子對比,何晏、王弼未廢禮法,阮籍則反映了此時士人之厭倦禮法、面臨自然與禮法衝突時,開始質疑名教價值。

〈達莊論〉「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對比「莊周之云,致意之辯也」,同為儒道對顯,六經分處仁、義、禮、智四德之教,定出倫常規範與分際,然有是非對待、賢愚之分,人必尚賢而有欲求爭逐名與是,故老子云「不尚賢,使民不爭…使民無知無欲」,「失道而後德」,莊子亦於〈齊物論〉強調是非乃對待而生,應泯除分際,達物我合一,如此不為物累方可知道無所不在而得道。

阮籍雖批判名教,但仍依附經學,嵇康深入阮籍之說最可貴在於嵇康真正擺脫依附經學之累,用陸九淵(象山)之說即擺脫「六經注我」而「我注六經」,「我」為主體,獨立思考建構自我主張後,再以古人古書印證。玄學之為「新學」,嵇康自覺開出新天地的態度實為最佳註腳。何晏「無名論」、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仍依附老、莊權威,嵇康撇開經學自成一家,是真正逍遙。

方法論方面,〈釋私論〉「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重新定義君子,以「無措」為綱領,說明君子心無措於是非,泯滅是非,克服妨礙「氣競神虛,體亮心達」之因素:以名教為根而生的矜尚、所欲、貴賤,才能達道。「越名教」消極地遮除物累,「任自然」則積極地彰顯目標,類似莊子不譴是非說追求至人境界,嵇康標舉真正君子「心無所矜,情無所繫」,以方法論說明無措為是、有措為非,最終回到無措是非而完成自然主張。

阮籍批判儒家名教,嵇康則進一步批判儒家藝文、樂教觀,〈聲無哀樂論〉以道家自然觀泯除聲與哀樂之連結,強調聲為外在形式,哀樂為內在感受,聲有客觀上音質好壞,但哀樂是主觀上經驗殊異。此說具有文藝激發作用,從為政治而藝術轉向為藝術而藝術,形式主義的美感追求呼應文學史上唯美主義、純文學之發展,將文藝從政治之累解放。〈養生論〉則綜整莊子之說,深入董仲舒以來談陰陽之性、性定命成者注重陰陽調和之說,於日常服食養身,清虛少欲,真正落實身心兼修功夫論。 

p.s.其實是無名表格一直塞不下,其餘1002中文的都在無名喔~(無名偶而要澆澆水咩←結果東西開始亂放←無心插柳柳成蔭,隨便播種隨便長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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