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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 |
董仲舒<援陰陽入儒> |
王充[批判董仲舒] |
天人觀 |
1.周初宗教之天 2.儒家孔孟道德之天/天人合德 3.荀子與道家自然之天/天人之分 |
1.荀子與道家自然之天→周初宗教之天「天命靡常,惟德是依」 2.天人感應 標幟出 A.人副天數,人為天地最貴 B.天授天子權威,天命若要維持則天子要行仁政,失仁則天降災異限制天子權威 |
1.董仲舒天人感應→荀子與道家自然之天/天人之分 2.天人不應 方法論: 駁人副天數以天無口目不類人 駁人為最貴以天不故生五穀食人而萬物自生 駁天人感應以行不感天、天不應行 |
人性論 |
告、孟、荀性善或惡 |
共同點:董仲舒標幟以氣之陰陽論善惡之性,王充雖批判但大體循此,俱有性三等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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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在性,善從陽出、惡從陰出 1.聖人(純陽無陰)不需王教反要教人、 2.中民(善者顯陽,惡者顯陰)需教、 3.斗筲(純陰無陽)不可教 |
方法論:關注在才,以才說性,才有高下,孟子關注才高者而謂性善,實際上是才高者陽氣充盈勝過陰氣,故顯善;荀子則相反 1.中人以上—陰<陽 2.中人 3.中人以下—陰>陽 =>為韓愈性三品說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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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性待師教而為善 |
性待王教而為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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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論: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仍有不斷自我實現的自主意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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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用氣為性,性定命成,命有正命、隨命、遭命,隨命可掌握,其餘命出自然,人有遭命如當亂之世賢君亦無可奈何—缺乏自主意識,不合批判精神 |
秦漢到魏晉經學思想發展上從董仲舒〈天人三策〉結合儒學與政治,援陰陽入儒,促成儒學制度化與宗教化,獨尊結果天人感應深固社會風氣,王充援道入儒以反動,卻始終未能提出系統性的創見全盤消解。
東漢末年清議因激烈的政治抗爭性遭黨錮之禍,清談以溫和的人倫品鑑成為風尚,此為玄學興起與演變第一階段。東漢末至魏,漢代薦舉形成的門閥士族有權有閒,清談時與政治不脫關係但轉而關注「才性」,將人物依才質分門別類以為用人標準,如劉劭《人物志》、鍾會《四本論》,後者說明才性合同者政治上傾向為司馬氏政權所用,離異者為曹氏政權所用。曹操表面上下求賢令,實則以才為尚,確實標誌了玄學發展第一階段面臨亂世名教瓦解,漢代舉孝廉、察方正之尚德價值觀已動搖,自然虛無勢將興起。
第二階段,魏晉之際,關注《易經》、《論語》、《老子》,此時漢既亡,漢代受重視之今文經如董仲舒《公羊春秋》亦漸歿,古文取而代之漸抬頭,師法、家法,官學、私學逐漸混同,嚮為潛流之老學浮上學術檯面蔚然成河。以思想內涵來看,老子論玄,玄之形上思維提供批判天人感應者方法論,保留天人模式但完全抽象化,以自然之天取代道德、宗教之天。有東漢王充之開啟,論玄大師何晏、王弼加上《易》、《老》、《莊》注本的闡揚,號為「新道家」之玄學於是蓬勃興起。何晏、王弼援道入儒在於以道家為體為本、儒家為用為末,融通儒、道而以道為掩飾,廣注諸多儒家精典如《易經》、《論語》,表面上尊孔子為聖,實則注以老子標準,抽換聖之為聖,運用到名教觀亦是使玄學為儒學服務,對儒學的重新認識使此階段未全盤推翻儒家、但以道之說將儒家改頭換面。
第三階段,兩晉時代,關注《老子》、《莊子》,純粹認識道家,以道家自然之說批判儒家名教--董仲舒建構之天人模式被視為名教,於此曾經獨尊之董仲舒儒學系統經歷何晏、王弼以學術思想做溫和改革,在阮籍、嵇康以批判名教、身體力行做激烈抗爭下,終於被全盤推翻。
第四階段,南北朝時代,儒道名教與自然之爭既已被道家瓦解,代之則為儒家學者與上位者之儒佛之爭。佛教因玄學興起取得為中國接受之方便法門,儒者便轉而探討輪迴、報應、神滅等議題,主無神之神滅論,與朝廷主有神之神不滅論對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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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援道入儒> |
王弼[深入何晏] |
玄學以無為本 (相同點) |
本體論與宇宙論: 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生萬物=>「有」、「無」俱為道之內涵 莊子:道自本自根 何晏:標幟「尚無」,「無」為道之內涵,道為「無」所有,「無」中生「有」,「無」為宇宙之根=>解決王充以例證枝節性地分解董仲舒天人感應之不全,「無」生陰陽 |
本體論與宇宙論: 道寂然無體,「無」為道之體,「無」生一,一為道之用 方法論:以無為用,強調「忘」(不執著而超越其中)與老子「崇本息末」(無為、尚樸、絕聖棄智)的工夫 |
聖人有無情論 (相異點) |
聖人無情論:接受董仲舒人有貪仁之性,善出於陽,聖人純善無惡,超然物外,故有善性而無喜怒哀樂之情 |
聖人有情論:接受王充充盈論,聖人神明沖和,有充盈智慧與修養功夫,故有善性亦有喜怒哀樂之情,但不累於物 |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類似莊子「心齋」、「坐忘」,「虛者,心齋也」,心齋是獲逍遙法門,而獲心齋法門為坐忘:「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物我兩忘」才能擺脫物累與存在的焦慮、悲哀而得大解脫。莊子使用寓言、重言、卮言的語言策略,目的亦不過是說明得「道」忘「言」。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類似佛家的中道第一義諦不可言詮,但為了度化眾生不得已使用語言(「假名」)。能與佛、道呼應,玄學進而可在研究《易經》時擺脫漢以來「象數易」的方法論,開出形上思維的「義理易」。
運用孟荀比較來看,董仲舒、何晏思想較屬於先驗論,王充、王弼則較屬於經驗論,是日常可觀察檢證的,故較具說服力。且王充、王弼著重方法論的開展,提供知識辯證與身體力行的進程,使後人援引實踐有所本,成功地承先(董仲舒、何晏)啟後(阮籍、嵇康)。
阮籍與嵇康在玄學「易、老」至「老、莊」而至「莊」的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談玄論理言簡意賅的老學反對名教的觀念落實至生活、社會,莊學是關鍵,阮、嵇關注莊子生動豐富的語言論述,具體行之,自然與名教至此便不只是觀念之辯、更是生命目標之辯,阮籍放蕩、嵇康曠達,怪誕言行背後實有意識形態支持,阮籍胸中壘塊、激情只能借酒澆之,嵇康恬淡自適、卻與現實不容廣陵散矣。
針對名教之辯,阮籍〈大人先生傳〉以大人先生象徵道家,域中君子象徵儒家,「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呼應老子「法令滋張,盜賊多有」--禮法為殘害天下之術,透過象徵自然之大人先生與象徵名教之域中君子對比,何晏、王弼未廢禮法,阮籍則反映了此時士人之厭倦禮法、面臨自然與禮法衝突時,開始質疑名教價值。
〈達莊論〉「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對比「莊周之云,致意之辯也」,同為儒道對顯,六經分處仁、義、禮、智四德之教,定出倫常規範與分際,然有是非對待、賢愚之分,人必尚賢而有欲求爭逐名與是,故老子云「不尚賢,使民不爭…使民無知無欲」,「失道而後德」,莊子亦於〈齊物論〉強調是非乃對待而生,應泯除分際,達物我合一,如此不為物累方可知道無所不在而得道。
阮籍雖批判名教,但仍依附經學,嵇康深入阮籍之說最可貴在於嵇康真正擺脫依附經學之累,用陸九淵(象山)之說即擺脫「六經注我」而「我注六經」,「我」為主體,獨立思考建構自我主張後,再以古人古書印證。玄學之為「新學」,嵇康自覺開出新天地的態度實為最佳註腳。何晏「無名論」、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仍依附老、莊權威,嵇康撇開經學自成一家,是真正逍遙。
方法論方面,〈釋私論〉「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重新定義君子,以「無措」為綱領,說明君子心無措於是非,泯滅是非,克服妨礙「氣競神虛,體亮心達」之因素:以名教為根而生的矜尚、所欲、貴賤,才能達道。「越名教」消極地遮除物累,「任自然」則積極地彰顯目標,類似莊子不譴是非說追求至人境界,嵇康標舉真正君子「心無所矜,情無所繫」,以方法論說明無措為是、有措為非,最終回到無措是非而完成自然主張。
阮籍批判儒家名教,嵇康則進一步批判儒家藝文、樂教觀,〈聲無哀樂論〉以道家自然觀泯除聲與哀樂之連結,強調聲為外在形式,哀樂為內在感受,聲有客觀上音質好壞,但哀樂是主觀上經驗殊異。此說具有文藝激發作用,從為政治而藝術轉向為藝術而藝術,形式主義的美感追求呼應文學史上唯美主義、純文學之發展,將文藝從政治之累解放。〈養生論〉則綜整莊子之說,深入董仲舒以來談陰陽之性、性定命成者注重陰陽調和之說,於日常服食養身,清虛少欲,真正落實身心兼修功夫論。
p.s.其實是無名表格一直塞不下,其餘1002中文的都在無名喔~(無名偶而要澆澆水咩←結果東西開始亂放←無心插柳柳成蔭,隨便播種隨便長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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